中间是公田，由8户共耕，收入全归封邑贵族所有。但实际上并不是每块井田都是900亩，还存在诸如800亩，1000亩这样的特殊情况。

    井田制的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（即属于周王所有），周王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，也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。正如《诗 小雅 北山》所说：“溥（普）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[11][12]

    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，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，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。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。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，只能世代享用，不能转让与买卖。受封者还要向国王承担义务，就是要向国王交纳贡赋。

    在贵族受封的土地上，奴隶和庶民集体耕种。使用奴隶集体耕作是奴隶制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。西周时期，土地被划分成“井”字形方块，耕地阡陌纵横，形同井字，称为井田。

    这种土地的国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公有制，它是国王代表整个奴隶主阶级占有全国所有土地，然后分配给大小奴隶主使用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和庶民则完全被排除在外。因此，奴隶制国家以及周王，代表的是少数人利益，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了。

    分类

    西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。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（即位于河流附近、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）成千块、上万块地留给自己，叫“公田”。因为公田的面积很大，所以也叫“大田”，驱使奴隶集体耕种。把距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，以田为单位分给和统治者同族的普通劳动者耕种。这部分人因为住在“国”（即城市）里，叫“国人”。国人不负担租税，只负担军赋和兵役。他们平时每年向国家交纳一小罐米和一捆牧草，作为军费。战时当兵，自己准备武器、粮食和军需。国人有当兵和受教育的权利，所以也叫“武夫”或“士”。他们受到的教育主要是军事训练和礼仪学习。这部分人是社会里的普通平民。他们表面上不受剥削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但，当时战争十分频繁，他们经常被征调去打仗，打了胜仗，掠夺来的土地和财富归统治者所有，打了败仗，还有被俘沦为奴隶的危险，如此之下，土地荒废，破产者多也。因此，国人的地位是动荡的。

    封建领主把距离城市较远、土质瘠薄的坏田，分给住在野外的庶人。庶人住在野外，所以也叫“野人”，领主阶级瞧不起他们，认为他们最愚蠢，所以也管他们叫“氓”。庶人没有任何权利，只有给领主耕种井田和服杂役的义务。他们每年要先在领主的大田上劳作，然后才准许去耕种自己作为维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块土地。因此西周时期“国”“野”对立。

    瓦解

    原因

    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，推动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

    春秋晚期，井田制逐渐瓦解了。[16]促成这一变革的物质因素，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。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，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。

    中国用铁始于商代。大概到西周末年，铁器多起来。大约在春秋初期，已有铁农具。《国语 齐语》记载管仲向齐桓公建议：“美金以铸剑戟，试诸狗马；恶金以铸锄夷斤欘，试诸壤土。”“美金”是指青铜，“恶金”是指铁。《管子 海王篇》记载：“今铁官之数曰：一女必一针一刀，……耕者必一耒一耜一铫。”

    牛耕也起源于商代。甲骨文有“犁”字。用牛拉犁启土，在商代就发明了。《国语 晋语》上提到，范氏、中行氏将宗庙的牺牲用来耕田。孔丘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，冉伯牛名耕。晋国有个大力士叫牛耕。牛与耕相连，用作人的名字，反映出牛耕方法在春秋时期得到普遍推广。

    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，为人们开辟广阔的山林，兴修大型水利工程，带来了方便。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了。农业的发展，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，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。井田制的“千耦其耕”、“十千维耦”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，而分散的、一个体的、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了。

    早在西周中期，就有个别贵族为了额外榨取庶民的剩余劳动，强迫庶民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。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，不可能是方方正正的，也不可能有一定的亩积，是瞒着公室，不纳税的私有物，叫私田。周恭王时的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马换倗生三十亩田，就是明证，因为公田是不允许用来交换的。到西周末期，私田的存在已相当显著。争夺田邑、交换土地的记载也多起来了。周厉王时的散氏盘铭文记述：矢人侵犯散国城邑，被打败了，便用两块田地向散国赔偿。周厉王时还有两铜器，一个是鬲攸从鼎，另一个是鬲从盨。前者叙述鬲攸从分田地给攸卫牧，而攸卫牧没给报酬，遂成讼事；后者叙述章氏用八邑去向鬲换田，又有良氏用五邑换，结果都顺利成交。贵族们土地私有的欲望不断增长，到周幽王时，连公田都